第三十五期
内心的糖果
◆飞柁

   大约是在小学二年级的课本上，我第一次碰上“甜蜜”这个词。在此之前，我至多懂得糖是“甜”的，“蜜”是蜜蜂酿造的。在此之前，我只品尝过极其有限的几粒水果糖，但我曾经跟随来自外乡的一位放蜂人走过很远的路程。那是在春天，孤独的放蜂人拉着破旧的板车，车上装着几口水箱，在油菜花盛开的山脚下停了下来。我听见寂静的旷野里，飘荡着嗡嗡的蜂鸣。事实上，我当时并不知道他是一个善意的放蜂人，戴着低垂的的草帽，粗糙的脸上蒙着一块白纱。在我的眼里，这应该是一个特务的装扮。我满怀警觉地跟在他的身后，直到太阳翻过山峰，放蜂人拉着板车消失在夜幕之中，我也只好踢着石子回家。若干年后，当我在影视里看到只有放蜂人才具有的这副“尊容”时，我禁不住暗道一声“惭愧！”。我可能不是一个记忆很好的人，但我是一个记忆深刻的人，尤其是对我缺乏保险、营养不良的童年，我几乎是耿耿于怀。语文老师让我们把“甜蜜”这个词带回家造一个句子。记得第二天上课时，老师和我们都感到非常尴尬，因为所有的同学都造的是同一个句子：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生活非常甜蜜。并且在老师的再三询问之下，发现这个句子都是来自我们大同小异的父母的言传身教。是啊，你能指望这些连水果糖都不曾吃过的乡下少年讲述出甜蜜的真实滋味么？
    我的童年生活是在父母的精心呵护下度过的，对于计划外这个“来之不易”的女儿，父母总是小心翼翼地捧着。每次我生点小病，家里都当大事发生。为了“活着”这个简单的目标，我喝下了不知多少的中药。我清楚地记得冬天里倾倒在竹林边的雪地上的中药渣，冒着热气，把晶莹的雪花一层层融化，只剩下这堆褐色的类似于残草败絮的植物。我告诉父母，我不想喝药，但我想活。父母在叹息的同时，许诺给我糖吃，条件是我必须先喝药。这样，有一段时间里，我得以吃到我一生中最多的糖果，但仍然是极为有限的。我把这些简单普通的糖纸一张一张夹在一本小人书中，以此向我的同伴们炫耀我的“富有”。一个有糖吃的孩子是幸福的，谁说不是呢？
    小三的父亲是国家干部，在我们的穷乡僻壤，这自然是令人羡慕的事，因此，来自小三口里的信息也当然地受到了我们的重视。小三说，我告诉你们，糖果是由甘蔗做成的，这是我爸爸说的；小三又说，我告诉你们，台湾解放了，我们就有吃不完的糖果了，我爸爸说，台湾生产甘蔗……诸如此类的言论总能煽动我们对台湾的感情，同时也增加了我们对另一些人的仇恨：为什么他们占据了那么多的糖果，却依然不满足呢？我在成年之后，对这种纯朴的幼稚的感情进行过推敲，仅仅是为了吃到糖果，我们轻易地把一些重大的政治课题转化成 了生理的需要，多么有趣啊！更有趣的是，为了达到有糖可吃的目的，我们蛮横地把高粱当作甘蔗，像一群蝗虫在漫山遍野飞舞，只要是有一丝甜蜜的滋味的东西，都成了我们伤害的对象和理由。
    那时候，我们不可能想到会有这么一天，更不可能想象我们会在有朝一日离开糖果，即使是最甜蜜的糖果，我也会有毫不动心的时刻。我甚至相当武断地认为，凡是牙齿健康的人都是我童年的伙伴，而那些蛀牙患者活该倒霉，因为他们吃了太多的糖，在我吃不到糖的年代里。这才应该是“以牙还牙”的真正涵义。我这样愤然地想着，我想面对今天咬牙切齿，却感到满口的牙齿都在隐隐作痛。